树与大地间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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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我的家是树上的一片叶，那么，我的家族就是树的一根枝丫，我的村庄就是一棵大树。一棵又一棵大树，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家园。数千年来，这些生命之树，牢牢根植于她们脚下的土地。这块情深义重的土地就是我的国家，我亲爱的中国。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黄家镇（时为复兴乡）的一个叫倒骑龙的村庄，大地名叫螺蛳包。祖辈们口口相传中，大意是倒着骑在龙的脊背上的村庄，是川南农村再寻常不过的民居村落。

　　康熙四十二年，在湖广填川的历史大迁徙中，我的唐氏老祖唐明远公携妻儿从自湖南白仓镇迁川，落脚此处。从此家族开枝散叶，人丁兴旺。

　　我的曾祖父去世得早，曾祖母罗氏把她的四子一女拉扯大。我的爷爷是家中长子，十四岁则当家理财，后来，爷爷兄弟长大，各自成家立业。整个庄子都是曾祖父、曾祖母的后代。家族世代主要依靠耕种劳作养家糊口。

　　村庄走过了她风雨飘摇又笃定坚实的百年光阴。她的酸酸甜甜，懦弱坚强，都在日升月落中被前辈们带走或被后人回望。

　　而我，常常总在离她最近，也在离她最远的时刻，回望她，依恋她，就像倚着柴门，看奶奶坐在竹凳上一把一把往土灶里添柴。恍惚间，柴门内蛛网遍布，奶奶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首百年风雨的蹉跎时光，老家一步一步变了模样。她踩在历史变化节点上的声响，带着她自己的悲喜，也带着共和国百年沧桑的苦乐万象。

　　爷爷出生在一九一七年 。那个时代的艰难，在月白风清的夏夜乘凉之时，在老家的晒坝上，在晒坝的凉席上，父亲一边给我们打扇驱蚊，一边常常碎片化地向我们提及一些。

　　在我慢慢懂事的记忆中，好多人都是一年四季穿着一套衣服，油亮发黑。缺吃少穿，衣不蔽体，饥饿和贫穷成了我年幼中浓墨的记忆。生活的艰辛被刀一样刻在人们的目光中。那种极度的贫苦带来的猥琐与不堪，就是我的老家留给我儿时的最初印象。

　　家族中一个堂叔，和父母分家后，一家六口人住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房子里。床、锅灶、猪圈、箩筐、箢篼、锄头，也堆在屋子里。两个大人和四个娃睡在一张床上。

　　堂叔是中印边境线上的边防退役军人。但他却常常殴打他的老婆，成天像个火药桶。更穷的家庭，夏天孩子们干脆就打着个光屁股。本是一大家族人，常常因为他家的鸡啄了你家的菜，或者你挖了他家土角一锄泥，大打出手。从院坝打到泥塘，再从泥塘里翻身起来，再打，然后满身满脸糊着稀泥，哭天哭地去找人评理。无知和贫穷套牢了村庄的一呼一吸。悲苦，深陷在老人们额头的每一道褶纹里，刀削不平，火淬不灭。

　　家族长者回忆，1958年，我的爷爷在山川三龙桥“大炼钢铁”时，寒冬腊月天脱下他唯一一件御寒的棉褂卖掉，凑够了当月儿子在学校读书的生活费。父亲知道这件事情，是在爷爷去世20多年以后。父亲和我讲述这件事情，我的孩子已经5岁了。

　　冬天，父亲、儿子和我，围着火炉烤火。父亲讲得泣不成声，我听得泪流满面。儿子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外公。在这火炉边，在这寒冬里，我分明可以感觉出爷爷留给我们的温存还在，还在，而我试图抬起的双手，却再也握不住他粗糙有力的大手。爷爷用一个冬天的瑟瑟发抖，典当来了儿子可以继续学习的机会。爷爷像一道光，照亮了父亲的路，也照亮了我未来的世界。

　　年轻美貌的母亲，在最好的年龄嫁给了父亲。十多年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而我的父亲，是全县出了名的穿补丁衣服的校长。

　　我是家中老大。我七岁那年，母亲怀上了小弟。家族中一个远方的老祖母去世了。她的枕头、衣服、破布之类的，被扔弃在她屋外的竹林里。天下着细雨，屋内做着法事，很多人挤在屋檐下躲雨。我和母亲也一块挤在屋檐下。

　　“燕，你就这屋檐下，不要乱跑，莫摔倒了。”母亲摸了摸我的头。

　　“嗯，我知道。”

　　这时，母亲从屋檐走向竹林，走近老祖母的那堆破烂衣衫。她用左手扶住后腰，然后，双膝跪下来，艰难地把所有的衣物，包括破旧的枕头，一起捆绑好，看样子是准备带走。

　　“啧啧，还是老师的婆娘哦，死人的东西都看得起啦。”

　　就要临产的母亲，肚子里装着弟弟，肩上斜挎着她在竹林里捡拾的宝物。在众目睽睽之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竹林。七岁的我，被羞辱得直掉眼泪。

　　老祖母的丧事忙过了。母亲将枕头里的枕芯倒掉，和破烂衣衫一起提到堰塘里，用洗衣粉一遍又一遍地捶洗。回家再用沸水烫洗多次，然后，挂在烈日下暴晒。老祖母的衣物，带着她的祝福，就这样拥抱了我初生的小弟。洗干净的枕套，妈妈缝补好破洞后，给我和妹妹睡。就这样，在老祖母地护佑中，我们健康活泼地长大了。在父母的节衣缩食中，我们都得到良好的教育。

　　每到清明祭祖上坟时，妈妈总在老祖母的坟前说同样的话：“老祖母啊，我来感谢您啦！您的衣服抱大了我的儿呢，他现在长大成人了，挣钱了，我们来给您磕头了！”这样的时候，也许只有母亲自己才真正懂得她内心里翻江覆海的昨天。在漫长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母亲总是把平静和淡然留在脸上，呈现给她的孩子们。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安徽、四川农村土地尝试包干到户。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的山山岭岭，田野村落。家家户户稻谷满仓，玉米成山，堂前檐下都堆满了粮食。哎呀，那个丰收农民把歌唱的狂欢劲就别提有多高兴了。那是我看到过的最丰盈肥美，最青春茁壮的老家。

　　我读初一的时候，爸爸补发了工资。他带着妈妈、二弟和我，从老家出发，步行60多里路，到县城隆昌买衣服。爸爸和妈妈比对了一家又一家，最后决定我们全家一人添置一件御寒的毛衣。那时成品毛衣极少，也贵，因此全部买的是毛线，等回家由妈妈和小姨自己手工编织。唯有我特殊，爸爸单独给我买了一块花格粉色的的确良布料做上衣。布料足，衣服长，穿着这件衣服，我从来不敢坐在床沿边，生怕被坐褶皱了。坐在课堂的凳子上，总是捋了又捋，生怕糟蹋了这宝贝衣服。

　　百年前匮乏无助的我的老家，在一九二一年那一盏明灯地指引下，人们在勤劳坚毅中，创造了新的生活。那些粗布衣物，依旧留在心底，成为了我们家族的底色。千千万万在贫穷中挣扎，不放弃，砥砺奋进的中国百姓人家，一点一滴地积蓄着奋进的力量。这力量，像小溪汇入大海，最终汇成喷涌磅礴的中国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历史车轮。

　　那时，我在读小学。

　　一大早，生产队长和他的儿子，来我们家搬走了唯一的一张餐桌。爸爸很是客气，还协助他们搬运长板凳。后来，妈妈告诉我，那张桌子是我们从大家庭分家时，向队长家借用的。妈妈坐在灶膛前哭泣。我倚在她身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忽然看到狭小的厨房里，靠墙的一侧安放着一个小小的陶水缸，水缸上有一个木盖子。

　　“妈妈，我们可以在水缸上吃饭呀！”

　　“啊？嗯，嗯，可以啊！”妈妈抱住我哭了，妈妈又笑了。

　　那个桌子被搬走的清晨，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在水缸木盖上吃饭的创举，让我觉得我有天才般的智慧。年幼的我，也可以为妈妈解难出主意，多有能耐啊。今日，落墨纸上，回望那个窄窄的厨房，回望那个突然没有了餐桌的清晨，依稀还能听见妈妈的啜泣声，我竟泪落如雨。

　　贫穷的日子里，最想能吃上一顿肉解馋。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家里似乎总在改造、扩建房子，哪里还有钱买肉吃呢？一次家里请了工匠，妈妈用酸菜炒了两碗回锅肉。师傅们吃饭喝酒的时候，我和弟妹们就在旁边玩。等他们吃饱离开桌子，我们几个娃和妈妈再坐到桌子上吃饭。哇，居然碗里还有肉片！我们姐弟四人眼睛齐刷刷盯着桌子上碗里残留的肉片，几乎是同时举起了筷子。

　　“嗯……”妈妈发出了一个声音。我们举起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明天，匠人还要来的，留着吧。”妈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然后，我们各自低头安静地吃饭，不敢再有非分之想。直到今天，想到那碗酸菜炒香的回锅肉，我的味蕾都还在躁动。没有吃到肉的我们，不愉快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妈妈难过了几十年。她很多次说起这件事情，都是责备自己的无能。

　　我读高一那年的一个下午，爷爷从河里钓了几条小鱼。回家爷爷叮嘱妈妈：娃儿些都在家，今天晚上就把鱼整来吃了。虽说只有几条鱼，巧手的妈妈却做出一大碗酸菜鱼来。清香扑鼻的鱼放在桌子中间，爷爷首先站起来夹鱼。

　　“哦，哦，真个香哈，来来来，先给我们小四一个喽！”小四的脸笑开了花。

　　“好，我们老三也来一个。”三妹望着爷爷，眼睛笑得眯成了一线缝。

　　“大汉（二弟的外号），来，碗来接着。”

　　“哎呀，最大的一条在下面呢，我的大孙女吃喽。”

　　这个晚餐的前奏，只有爷爷的声音。大大的酸菜鱼碗里，其实只有四条二指大的鱼。

　　“唉，你说这个鱼也没有啥子吃头，刺多得很，我不喜欢。我就喜欢这个酸菜的味道，菜油炒过，又有鱼香，巴适得很。”爷爷精神饱满地说。

　　孩子们埋头吃鱼，父亲和母亲好像也没有说更多的话。那顿晚餐就数爷爷最高兴。

　　这竟是爷爷和我们最后的晚餐。第二天清晨，他突发脑溢血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我们。每次清明给他上坟，我都会双膝跪地，用额头亲吻他坟前的泥土。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和敬爱。在那些贫穷无助的日子里，爷爷给予我们的是从他牙缝里、肋骨里挤出来的爱。

　　记忆中，堂叔公家的桌子上，永远放着一碗盐做菜。还记得，家里每人一顿只有一碗清粥的日子，妈妈总是自己吃半碗，待父亲自己碗里的吃完，母亲把省出来的半碗，倒进父亲碗里。那个时候，母亲一直处于生育期。而今天，堂叔公的孙子，在省城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律师团队。母亲对父亲的那份澄澈的爱情，也被我们铭记于心。

　　穿过时间的隧道，走过曾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中国人的餐桌上早已是丰盛富足。我们的家庭，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缩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党的领导下，站在各自时代的跑道上，用无数大大小小的努力，组成了百年中国崛起的细微力量。

　　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站起来，走向了富起来，强起来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这是十多亿中国人咬着牙，流着泪，拼了命，不认输，才创造出来的今天的新的中国。这更是在一面鲜红的旗帜引领下，中国人民风雨并肩、坚韧奋发创建的崭新的世界。

　　外婆家的茅草房，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一家人呼天抢地地哭泣，也没能留住一根茅草。

　　母亲嫁给了有三间大瓦房的父亲，总算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很快分家各立门户。那时我和二弟已经出生。我们分到了用竹竿做瓦檩子的新房子。竹檩子非常不耐用，雨天特别糟糕。

　　记得一次夏天下大雨。雨势太大，直接掀开了堂屋和房间之间的瓦沟。一瞬间，家里像有天河翻墙而入。父亲不在家，母亲搬来木梯，我和年幼的弟弟帮助她扶住木梯。母亲顶着雨柱一梯一梯向上爬，她试图将风雨掀开的瓦块复位。雨水，从妈妈的头顶、手臂、前胸后背、裤腿流下来，再流到我和弟弟的头、脸、脖子和身上。我和弟弟吓得嚎啕大哭，以为家里房子要倒塌了。爸爸又不在家，真的快要完蛋了。

　　弱小的母亲，被雨水呛得不停地咳嗽。她一次次艰难地移动瓦片，去堵住漏洞。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过去了，雨势减小了，漏洞也被母亲基本堵住了。家里全然成了水池凼，颤栗的母亲紧紧地抱住我和弟弟，一句话不说。

　　后来，国家对知识分子有了新政策。妈妈随爸爸农转非成了城镇居民，住到了学校。我和弟弟妹妹也读书毕业参加了工作。

　　一九九五年，隆昌在黄家试点修建商品房，结果大部分房子卖不出去。镇政府动员镇机关干部购买房子，开发商适当降价。我们举全家之力，凑足七千块钱，买了一套七十多平米两居室的顶层楼房。因为是顶楼，收房时却发现多出一个五、六平米的阁楼来。加上客厅的沙发可以睡人，我们一家八口人，过了第一个在场镇上过的新年。这是一九九八的新年，儿子十个月大。

　　一九九九年，隆昌在教育行业推出“教师安居工程”，父亲在黄家小学分得一套九十多平米的集资建房。

　　一九九九年，我的爱人在单位分得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集资建房，从此，我们一家三口在县城拥有了我们自己的小家。紧接着，妹妹、小弟，也在隆昌、成都安家、买房。

　　二00一年，父亲退休。二弟将两居室的小房子，换成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将父母接到成都同住。离开了单位，父亲无法参与党组织活动。青羊区街道动员他将户口迁到成都儿子户口簿上，这样就可以在成都参加党组织活动。父亲火速行动迁户口。第二年，同他一起打太极拳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这种情况可以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符合条件的几千人报名，六百套房源。父亲用他赤诚的爱党的红心，抽到了一套满意的两居室住宅。因为是经济适用房，房价低于市场价好几十万。

　　母亲为此对共产党是千恩万谢，还说，她一个农村妇女做梦都没想到到过，在省城会有自己的房子，每月还可以拿到1000多元的工资。年轻的时候，母亲给了父亲半碗粥的爱情。年老的时候，父亲在得知母亲有资格购买养老保险的第一时间，独自回到老家，为母亲办理了相关手续。

　　说着房子的故事，流着泪，也含着笑，还带着痛。父亲常常说起一些事情。因为弟弟妹妹出生了，房子需要扩建。爸爸和二叔用板车到自贡邓关购买木料，一来一去需要几天的时间。天黑了，就住在别人家的屋檐下，讨水喝，吃自己带的饼。那个年代连机耕道都少有，其艰难可想而知。备好了材料，动工建房的第二天，外公去世了。老人家临终前，唯有他的大女儿我的母亲没有守在他的身边。他极度痛苦、失望地对姨妈说：你姐姐啊，一辈子都在修房子啊！那时我还小，却仍然记得母亲赶到外公家时，她跪在地上，哭得没有人可以扶她起来。

　　是啊，都说前辈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昨天。在我们听来，看过，经历过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城乡的变化，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城市高楼林立，乡村人居环境极大改善。近些年，水、电、气、网络快速进入农村，现代农业迅速发展，连垃圾堆放也有严格的规定。中国乡村，早已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茅草房早就消失了，土坯墙也正在消失。永远不会消失的是，那些坚毅不屈的背影，和祖辈们留给我们的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那就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是组成中国力量细微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0二0年九月，隆昌市作家协会组织骨干力量走进了脱贫攻坚的一线村社、农户家中采访。

　　在采访黄家镇九龙村贫困户何泽忠时，他说，他们村家家户户通公路，每个社也通公路，他们村全村都通公路，简直就像是成都的一环路。说完一阵哈哈哈大笑。

　　九龙村山高坡陡，自然条件并不好，可是，村民们硬是在村干部和帮扶单位地努力下，二0一八年整村脱贫。何泽忠家中房子因大雨发生倾斜，帮扶单位立即拿出资金帮他改造危房，还协助他教育子女。在采访中，他告诉我们，要求即将上大学的女儿，第一年入学必须入党。毕业以后，要像帮助他们的干部一样，做党的好干部，报恩国家。

　　站在他家门前，看见蜿蜒绵长的水泥路，翻山越岭，飞跃田垄村庄。这个曾经被称为穷山沟的地方，彻底改头换面了。村里有了集体农场，还引进了现代化的养猪场。孩子们上学有“雨露计划”保障，村民看病有医疗保险。他说得神采飞扬，我听得丝丝入耳。翻过一道再一道山梁，就是我的老家。眼前这个乡村路，把我引向外婆家的“大马路”。

　　我们家和外婆家都同属复兴乡，外婆在一大队（中心村），我家在三大队（螺蛳村），相隔大概不到10公里。可是，小时候的我们，总是觉得外婆家那么远，又那么近。近和远就与大马路相关联。

　　从我家出发，过黄角凼，翻白房子，到年家湾，爬坡再到范家房子，都是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特别难走。但是，一旦到了范家房子，我们就会欢呼雀跃，因为，我们走到大马路上了。那个兴奋劲儿，一下子缩短了和外婆家的距离。我和弟弟妹妹们，那个唱呀，跳呀，哎呀，至今眯着眼睛都还能笑出声儿来。如果运气好的话，再遇上一辆拖拉机或者卡车什么的，我们就会追着车子疯跑一阵。那时候，我们觉得老家倒骑龙太落后，连大马路都没有。外婆家就不一样了，和大马路一田之隔，天天可以看到汽车、卡车开过。哎呀，真是洋气得很。

　　去外婆家，因为要上大马路而开心。从外婆家回到自己的家，一下大马路我们就无精打采。童年的日子里，开心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难过也是那样的无厘头。那条路，就是今天的“黄先路”的一段。这段路早已从尘土飞扬蜕变为柏油路面。它曾经带给我们的欢乐，至今弥散在眼前。

　　几年以后，我的家门前修建了“黄响路”。后来，我到县城读书，坐过更多的车，看到了更加宽阔的大马路。再后来，工作、安家在隆昌。成渝铁路，成渝公路，成渝高速，成渝高铁都从隆昌经过，隆昌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再后来，隆汉高速开通，成自高速开通。我从小城回老家，竟然也需要走一段高速，可节约车程30分钟。

　　九龙村的何泽忠说，他们村有一条环村路，通全村。在脱贫攻坚的一线采访中，全村通公路的又何止只有九龙村？现在的农村，两层的砖混楼房取代了大多数的土墙瓦房，绝大多数的村民踏出自家门槛，就是水泥路面。在我看来，村村、社社、户户修的都是幸福路，摆放在村民房前屋后的花盆、旧瓷盆、铁通，甚至是废弃锈锅里种的鲜花，都是开在百姓心中的幸福花。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感触，都写在他们朴素知足的脸上。

　　看到如今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像奔腾在大地的绿色脉管一样，活跃着中国大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在这个场景的背后，再回头，我望见又一条路。那是爷爷走过的求生之路，父亲走过的求学之路。

　　在父亲的回忆中，年轻时的爷爷农忙种地，农闲靠挑运石灰、煤炭赚取脚价钱养家和供养我的父亲上学。一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他十几年往返在油房沟、土地坎、望城坡、凉水井、龙市、朱家坝、老家螺蛳包至自贡庙坝场、邓关这一线路上。一年又一年。父亲出生在一九四一年，他13岁开始，就和爷爷一起挑石灰、煤炭买。他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读书都在隆昌二中。读书四年，全靠步行走往返在隆昌和老家之间，大多数时候是赤脚走路。那时，应该连机耕道都没有。

　　一次又一次回望，一次又一次寻找。祖辈们、父辈们和共和国一起风雨并肩走过的日子，把初心定格，把勇毅相传，把同心同德、肝胆相照，大写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在小家里创业，在国家里图强。我的中国，在十亿人的埋头拉车里，坚韧不屈里倔强成长。我的中国，在苦难里站起来，在奋斗中富起来，在众志成城中强起来！

　　我亲爱的中国啊，根深土沃中，一棵树又一棵树，一片森林连着另一片森林，连绵起伏的山峦枕着碧波翻滚的大海。在中国共产党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十四亿人民在自信笃定中，再次起航，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高高擎起！

作者简介：

　　唐水莲，女，四川隆昌人，《莲峰》杂志编辑，隆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员，首届林非散文奖获得者。作品散见《华夏散文》《现代艺术》《草地》《四川日报》《四川作家》等报刊。